“服务外包”,相信未接触过它的人看到这个词会产生疑问:服务是什么服务?外包是包的什么东西?是给谁进行服务吗?今天小编便带着大家从服务外包的起源出发,了解什么是服务外包,探索它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方式,从软件开发和测试外包开始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贸易与分工的发展深化,IT技术的兴起和广泛应用,来自发达国家的服务外包需求逐渐从制造业加工外包(OEM)向商务流程外包(BPO)、信息技术服务外包(IT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延伸。
其实服务外包并非特指服务业的外包,而是服务环节的外包,服务环节既可以来自服务业也可以来自制造业。服务的是甲方企业,承包的是甲方业务,是企业间的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在形式上有离岸外包、近岸外包和在岸外包,包括商业流程外包(BPO)、信息技术外包(IT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三种类型。而离岸、近岸和在岸的区别通俗地说,离岸的甲方是欧美地区的企业,近岸的甲方是我们周边国家的企业,在岸的甲方是国内的企业,乙方都是国内企业。举一个大家相对熟悉的例子:去年上过热搜的“富士康”,该企业业务甲方之一便有大家非常熟知的苹果、小米,承接了他们的生产线业务,而富士康所承接的苹果业务便是离岸外包,小米业务是在岸外包。
相信通过前面的说明和举例,大家对服务外包是什么也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当前服务外包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格局已形成,美国、欧洲以及日本是全球主要服务外包发包国。如果一个地区想要发展服务外包,成为发包国的选择,需要什么条件呢?发展它又有什么好处?带着这些疑问,一起继续深入探索吧。
首先小编带大家认识一个人——迈克尔·波特,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教授,是当今世界上少数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之一,在世界管理思想界可谓是“活着的传奇”,是商业管理界公认的“竞争战略之父”。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四组因素决定,四组因素的每一组都可单独发生作用,又同时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四组因素结合成一个“钻石体系”,共同作用决定竞争优势。接下来小编从“钻石体系”入手,探寻我国的发展服务外包的竞争优势和发展利好。
“钻石体系”中的四组因素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公司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此外还有两个重要变量也会对竞争优势产生重要影响:机遇和政府。
生产要素,可分成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两者的区别在于初级要素是被动继承或只需要简单的私人及社会投资就能拥有,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与半技术人工、融资等。高级要素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如电脑科学家和工程师)及大学研究所等。要创造高级要素,创造机构本身则需要高级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因此高级要素资源也相对稀缺、难获得;而高级要素又在竞争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需求条件,主要包括国内市场的性质,市场规模与成长速度,国内市场的价值观与环境、从国内市场需求转化为国际市场需求的能力等方面。国内需求市场是产业竞争优势的第二个关键要素。内需市场凭借其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力而提高了效率,然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产业发展的动力,能刺激企业改进和创新。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指因共用某些技术、共享同样的营销渠道或服务而联系在一起的产业或具有互补性的产业。一个国家如果有许多相互联系的有竞争力的产业,该国便很容易产生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如:日本的机床生产商是世界一流,它们的成功靠的是日本国内一流的数控系统、马达和其他部件供应商;瑞典的轴承、切割工具等钢制品在世界领先,靠的是本国特殊钢的优势。
公司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国家的竞争优势还取决于国内的竞争程度。激烈的国内竞争是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最有力的刺激因素,经过国内激烈竞争锻炼的公司往往更成熟,更有竞争力,从而更容易在国际市场上取胜。
机遇,包括重要的新发明、重大技术变化、投入成本的剧变(如石油危机时)、外汇汇率的重要变化、突然出现的世界或地区需求、战争等。机遇的重要性在于它可能打断事物的发展进程,使原来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的竞争优势无效,落后国家的公司如果能顺应局势的变化,利用新机会便可能获得竞争优势。比如微电子时代的到来使美国和德国失去了在众多的以机电为基础的产业的支配地位,为日本公司的崛起提供了机会;西方国家对来自香港和日本的服装进口施加限制,使新加坡的服装业发展起来。
政府,对国家竞争优势的作用主要在于对四种决定因素的影响。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对资本市场加以干预、制定教育政策等影响要素条件,能以各种方式决定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环境,影响企业的竞争战略、结构、竞争状况等,因此政府的作用也十分重要。
我国会选择发展服务外包,也是因为该产业的特性符合发展方针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从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到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的方针,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出新要求,鼓励科技进步与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注重节能环保,走低碳经济路径。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本就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节约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实现经济的优质高效发展。并且服务外包还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与通过网络传输的特点,决定了该产业生产要素的特殊性,人力资源要素尤其占有突出地位;我国在人力资源、风险投资等服务外包产业的生产要素方面也具备优势。
并且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缓解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能源的依赖;有利于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质量和水平;有利于巩固我国在全球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并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有利于加快转变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把握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更有利于解决迫切的就业问题。
历史的进程也给我国发展服务外包提供了良好契机。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由于美国消费能力下降、印度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卢比升值等多种因素影响,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受到了严重影响;而印度第三大服务外包公司于 2009 年出现了财务丑闻,使得世界主要发包国对印度的投资信心下降,致使国际服务外包市场出现变化,大量投资资金纷纷转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现在小编便根据前面提到的“钻石体系”来分析我国的竞争优势。
生产要素:高级人才丰富、日益完善的高端人才培养机制、拥有众多科研院所、高质量高数量的海外留学人员、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800多家研发中心、质优价廉的人力成本、凭借风险资本而创业的软件企业(属于专业性生产要素)、社会资本进入人才培养体系、独有的对日韩的语言文化优势(相对于任何其他竞争国家独一无二的优势)。
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我国与日本、韩国相邻,空间距离短,交通便利,时区差异小,国际航班往来频繁。与美国几乎是“黑白颠倒”,与欧洲时差也在 7 小时左右,这恰好成为优势所在。由于我国与美国之间有大约一天的时差,美国的公司管理人员可以在下午下班时把问题发到恰好是在早晨的我们;而在他们晚上休息时,我们就可以处理交办的任务,在他们开始第二天的工作时,就可收到已经处理完毕的业务流程结果,从而实现24x7的服务,减少转换时间,保证业务同步进行。
需求条件: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国内需求的多样化、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传导的需求国际化、通过 ICT 产品传导的需求国际化、机动性强的跨国客户。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优良及低成本的电讯基础设施、巨大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基础、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中心的运作、优良的通信业基础、相关服务业基础。
公司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企业在竞争中成长,组织结构合理,实力逐步增强;企业从战略高度思考,通过资本运作稳步扩大规模;领域精英产生的强烈示范作用,强化了对社会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度。
由于上述优势的存在,我国的服务外包产业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凭借丰富的人力资源、持续供给能力和支付能力,蓬勃崛起,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承接国地位。最后小编给大家简要梳理一次服务外包在我国的发展大事记,带着大家再回顾一次历史的足迹:
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现代服务业”这一概念。
2002年,“十六大”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目标;党的“十一五”规划也指出要积极承接现代服务业的产业转移,并且将更多外资向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引导;《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开创了现代服务业和信息产业领域,并把现代信息技术服务和大型软件列为优先发展目标之一。
2003年,服务外包承接大国—印度开始出现人力资源短缺,而我国在人才数量、支付能力、互联网普及程度、基础设施和社会稳定性等方面的优势也由此开始,引起了西方发包国家的重视和青睐,获得大量离岸服务外包业务。
2006年,我国政府第一次将发展服务外包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有了政策扶持,再加上我国IT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国内内需的加速扩张,软件服务外包业务发展尤为迅速。
2006年,商务部、财政部、科技部、信息产业部等有关部委开启软件服务外包的“千百十工程”项目,积极承接跨国服务外包。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相关要求,标志着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国家在新时期发展的重点战略。
2010年,商务部在全国认定了21个服务外包基地示范城市,在国家高度推动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在招商引资、产业规划、宏观政策、人才培养、财政资金等方面予以特别支持。
2013年,国家主席习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指导,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服务外包合作规模进一步扩大,由此开发了许多新兴市场。
2014年,“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提出与实践将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文化交流贯穿在一起,建立亚欧非大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共同体,使我国新签服务外包合同大幅提升。
服务外包产业在我国发展至今,产业持续稳步增长,展现出较强韧性和发展活力,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截至2022年,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24371亿元,执行额16514亿元,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13177亿元,执行额8953亿元。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执行额分别为1462亿元和3819亿元,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IT0)执行额为3672亿元;我国企业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1821亿元。累计带动就业1498万人,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966万人。
本次服务外包的探索之旅便到此结束了,之后小编会继续带大家从成渝双城经济圈入手,探寻内江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历史机遇。期待我们的下次相约!